BOB半岛深柳读书我国传媒产业关联及其演化趋势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以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依据，运用投入产出计算方法，分析我国传媒产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关联度，揭示其带动作用和波及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传媒业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广泛的波及效应；传媒产业消耗系数明显高于分配系数；传媒产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呈此消彼长态势；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整体呈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应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继续深化传媒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类资源有效流通与集聚；增强与新兴产业融合以拓展产业链和价值链，保障传媒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特别是社会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内对传媒产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部分学者已认识到传媒业是一个产业链长、波及面广、辐射性强的产业，但这种认识还缺乏较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撑，理论研究与行业发展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在此背景下，认真分析传媒产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关联关系，为传媒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集聚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持，对于促进传媒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关联，在产业经济学中指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所存在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一个产业的发展与其相关产业在客观上所存在的相互消耗或提供产品的关系，也就是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国民经济中大多数产业都与其自身之外的其他产业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关联性，对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加以分析，是认识一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及其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研究产业关联的方法，它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数学模型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生产中的投入来源和使用去向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投入产出表又称“里昂惕夫表”，由美籍俄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 Leontief）最先发明，后通行于世界各国。它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生产经营中的投入来源和使用去向编制成矩阵形式的平衡表。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国办发［1987］18号），规定每五年（逢二、七年份）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并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全国性的投入产出表。该表的纵向反映投入来源，横向反映使用去向，研究者可以将此表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编制相应的投入产出数学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业结构、投入与产出的关联情况。

　　本研究以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我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这三张表中一直独立分类的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以下简称“广电影音业”）为分析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跨十年时间序列维度的纵向比较，探析这种关联关系的演化趋势，为我国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与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参照和建议。

　　一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关联的研究。李华敏、王花毅根据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受到国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拉动作用；文化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带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点。蔡旺春将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12个产业门类合并为广义的文化产业，并且将所有产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得出了与前文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明显不同的结论。相同之处在于，两文都认为文化产业对上游产业的需求带动作用要大于对下游产业投入的辐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蔡文认为，文化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要大于第三产业。实际上，这种差异是由于蔡文将本来就属于第三产业的文化产业单独分离出来，从而造成统计逻辑错位所形成的。周强通过2007年整合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关联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现文化创意产业是最终需求基础型产业，对其他产业具有强劲的拉动作用，但推动作用还不显著。张艳辉从中心城市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角度，分析了上海创意产业的关联效应，预测创意产业将成为上海未来的主导产业。李建军、任静一的研究则发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后向关联度呈上升趋势，而前身关联度却呈下降趋势；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在增强，而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大大减弱，表明该产业并未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真正融合对接。李连友和李宾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定量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尚未达到理想效果，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低于三次产业。用投入产出法对内蒙古、河北、重庆、湖南、福建、河南、湖北、海南、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关联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有不少，因其具有较大共性，这里不再分别列述。由于以上成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一般都将本文所说的传媒产业（新闻出版业和广电影音业）以及狭义的互联网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包含在内，因而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与本文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二是直接针对互联网产业关联的研究。向蓉美认为，互联网产业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她将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8个产业部门，即隶属于第二产业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等与隶属于第三产业的“信息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合并为互联网产业，通过对这些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测量，认为互联网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支撑作用都比较大。欧阳海军、魏峰使用与前文同样的标准，依据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产业在不同时期的结构特征，发现：该产业与自身的关联性最强，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多种间接联系；互联网产业属于高带动性、低附加值的产业；对于出口需求的依赖度较高，属于出口依赖型产业。郭益敏、何大梽的分析得出与上文类似的结论，认为要保证互联网产业的协调发展，处理好产业自身的内部关系非常重要。丁和根、丁汀将互联网产业分为硬产业和软产业，以京沪粤苏浙五省市的2012年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定量分析了互联网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发现：互联网硬产业和软产业的后向拉动作用和前向推动作用在各省市的表现具有较多差异；互联网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还未受到应有重视，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他们提出，互联网硬、软产业的发展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应加强硬产业与软产业之间的整合，实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满足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发展对“互联网+”的应用性需求。由于我国的投入产出表直到2017年才将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单列出来，因而以上研究不光为我们考察互联网产业的界定范围以及狭义和广义的互联网产业状况提供了依据，其结论对我们比较分析传统传媒业与互联网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状况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直接针对新闻出版业或图书出版业关联的研究。周蔚华分别从单制品和产业链两个层次的投入产出角度，对图书出版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联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作者所用的是1995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其中对33个产业部门的划分并没有单列出版产业这一部门，作者只能设想“可以把出版业看成与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大体相当”，从而得出其“属于具有较高感应度和较强影响力”产业的结论。这虽是不得已的变通，但从研究方法来说毕竟有欠严谨，它混淆了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与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界限。韩跃杰等的论文则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张喆等以2007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为依据，通过计算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对重庆市新闻出版业的产业关联作了定量分析，发现：银行业、道路运输业、住宿业和商务服务业等是对新闻出版业投入靠前的部门，说明新闻出版业对这些行业有很强的依赖性；重庆市新闻出版业的影响力系数为1.0284，其数值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感应度系数仅为0.0843，在144个产业中排名仅为第116位，说明新闻出版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感应程度处于很低的水平。这项研究虽然是以重庆市的新闻出版业为考察对象的，但对比较全国传媒产业的后向和前向关联作用颇具参照意义。王志标、杨京圆以201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依据，专门测算了新闻出版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各种关联系数，其结论与本文的分析结果也有直接比对意义。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传媒经济与其他经济领域关系的，或者是对广义的信息产业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的，这类成果虽然不少，但因它们或者并非从产业关联理论出发并且运用投入产出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或者只是在更宽泛意义上与传媒产业相关，因而未被纳入本文综述的范畴。

　　总体来看，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成果相对较多bob半岛·体育，学术界对其关注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对互联网产业以及传媒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虽有部分成果，但数量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往往被包含在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范围内被加以分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中，这种定量实证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上研究虽然对象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它们研究主题明晰，并且都使用了较为规范严谨的定量分析方法，其分析路径和结论大多具有可比较性，对本文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传媒产业（media industry）也称媒介产业、传播产业等，指与信息传播活动相关的各种介质的媒体以及为之生产或提供相应产品或服务的组织机构的总和。按照媒介形态与功能，传媒产业“可以细分为若干行业，如：报纸、期刊、图书、电视、广播、电影、门户网站、网络视频、页游、手游、搜索、社交媒体、自媒体bob半岛·体育、平台媒体，等等”。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发布的《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中，传媒产业主要是指归属于第三产业的新闻出版业和广电影音业。其中，对新闻出版业的界定是：“包括新闻业和出版业。新闻业包括新华通讯社的活动、各新闻单位派驻的记者站的活动，国外新闻机构驻我国境内办事处、联络处、中心等的活动；出版业指国家批准的出版社的活动，包括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和其他出版。”对广电影音业的界定是：“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内容的制作、编导、主持、播出、放映等活动，不包括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和接收活动，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制作。”可见，这两个部类涵盖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传媒产业的大部分内容。虽然广电影音业的名称表述在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中略有微调，但该分类方法及标准却是一直延续的。

　　通常认为亦属于传媒产业的互联网，直到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才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部门名称被单列出来，而在此前的投入产出表中其子项则分散于多产业部类之中。鉴于实证比较所要求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未将它们纳入数据测算的范围，只在总结和讨论的定性分析过程中，才涉及与它们相关的某些讨论。

　　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传媒产业”限定为在三张投入产出表中皆具有可比性的新闻出版业和广电影音业的总和，并对各表中这两个门类分别进行了合并处理。可见，本文所指的传媒产业，更接近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传媒业。

　　产业关联可分为后向关联、前向关联两种基本的表现方式。所谓后向关联，指一个产业对其上游产业发展的诱导作用，即对那些向本产业供应生产要素的产业的影响；前向关联，指一个产业对其下游产业发展的诱导作用，即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其生产要素的产业的影响。在上述两种关联中，因直接供给或需求产生的关联称为直接关联，因直接和间接的供给或需求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关联称为完全关联。产业关联的程度可用关联度来进行量化评估，后向关联度的评估指标是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前向关联度的评估指标是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它们反映一个产业投入产出变动对其相关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程度。

　　在后向关联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还定义了一个后向关联指数，即影响力系数，它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部门的最终使用变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影响程度的系数”，也就是某部门每增加1单位的最终产品对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程度。在前向关联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还定义了一个前向关联指数，即感应度系数，它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最终产品变动时，对国民经济某一部门所产生的需求感应程度的系数。如果各部门都增加1单位的最终产品，则其对某一部门总产出的影响程度称为‘感应度’”。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传媒产业与其相关产业之间后向和前向的直接关联和完全关联程度、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旨在通过这种实证分析探究传媒产业与其相关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传媒产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同时，通过时间序列的纵向比较，揭示这种关系从2007年至2017年这10年间的演化趋势。

　　本文以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为基础，运用Excel软件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直接分配系数矩阵和完全分配系数矩阵，从而计算出传媒产业的后向关联度和前向关联度。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后向直接关联指标由直接消耗系数表示，也被称为直接投入系数，是某部门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对各部门产品的消耗量，其系数矩阵可用大写字母A表示，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aij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中的元素，表示直接消耗系数，xij表示j部门生产产品需要消耗i部门产品的数量，Xj表示各部门对生产j部门产品的总投入，∑iaij为j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合计，表示后向关联。直接消耗系数（aij）越大，表示j部门与i部门之间的后向直接关联程度越高。

　　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由i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对j部门的总产出的贡献，但这只能反映部门之间的直接消耗，当j部门的总产出需要增加时，不仅会存在为j部门提供中间投入的i部门的产出增加，还会存在为i部门提供中间投入的其他部门的产出增加，这些反映为部门之间的间接消耗。因此，需要定义一个完全后向关联指标，由完全消耗系数表示，指某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对另一个部门投入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合计，其系数矩阵可用大写字母B表示，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B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ij(i,j=1,2,…,n)为B中的元素，表示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对i部门直接消耗与间接消耗的数量，称为完全消耗系数，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A)-1被称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完全消耗系数（bij）越大，表示j部门对i部门的综合拉动作用越强。

　　前向关联是指从产出的角度出发，一个部门与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它主要包括前向直接关联、前向完全关联两个指标。

　　前向直接关联指标由直接分配系数表示，是某部门的产品分配给另一部门作为中间产品直接使用的价值占该种产品总产出的比例，其系数矩阵可用大写字母H表示，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hij是直接分配系数矩阵H中的元素，表示直接分配系数，xij表示i部门将产品提供给j部门作为中间产品使用的价值量，Xi表示i部门产品的总产出，∑jhij为i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合计，表示前向关联。直接分配系数（hij）越大，表示i部门与j部门之间的前向直接关联程度越高。

　　与后向完全关联指标类似，由于间接效应的存在，前向完全关联指标是指某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值需要直接或间接向另一个部门提供的完全分配量（直接分配量与间接分配量），即为某部门对各部门的全部贡献程度的体现，其系数矩阵可用大写字母W表示，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W为完全分配系数矩阵，wij(i,j=1,2,…,n)为W中的元素，表示i部门的总产品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给j部门的数量，称为完全分配系数，I为单位矩阵，H为直接分配系数矩阵。完全分配系数（wij）越大，表示i部门与j部门之间的前向完全关联程度越高。

　　其中，li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I-A)-1中的元素，lj为其第j列元素之和，1/n∑jl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每列元素之和的平均值。当ψ1时，说明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影响程度比全社会的平均影响水平（即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影响的平均值）高；当ψ=1时，说明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影响程度与全社会的平均影响水平持平；当ψ1时，说明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影响程度比全社会的平均影响水平低。影响力系数（ψ）越大，说明j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需求拉动作用就越大。

　　其中，li为列昂惕夫逆矩阵(I-A)-1第i行元素之和，1/n∑ili为其每行元素之和的平均值。

　　然而，用直接消耗系数来计算前向关联的指标以反映产品的使用和分配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列昂惕夫逆矩阵(I-A)-1的元素的同行元素求和在经济意义上是比较勉强的。由于(I-A)-1的元素aij是由列向的总投入数值为参照计算得出的，若按照行向数值进行求和，得到的总和即为i部门由于各部门最终产品增加一个单位产值而感应到的产品需求，但是，各部门的最终产品是不可能按同样的数量增加的，所以这种直接对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同行元素求和的方法和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同行元素求和一样，是不尽合理的。因此，本文采用直接分配系数矩阵H来计算前向关联的感应度系数（ζ）指标，用公式表达为：

　　其中，kij为矩阵(I-H)-1中的元素，ki为其第i行元素之和，1/n∑iki为矩阵(I-H)-1中每行元素之和的平均值。

　　与影响力系数类似，当感应度系数ζ1时，则表示i部门所受到其他部门变动的感应程度比全社会平均感应水平(即各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的平均值)高；当ζ=1时，则表示i部门所受到其他部门变动的感应程度与全社会平均感应水平持平；当ζ1时，则表示i部门所受到其他部门变动的感应程度比全社会平均感应水平低。感应度系数（ζ）越大bob半岛·体育，表示j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感应程度就越强。

　　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按照产业分类的数目和规模可以分为小、中、大三种表。例如，2007年就有6×6、42×42、135×135表，其大表将国民经济分为135个部门；同理，2012年和2017年的大表则分为139个和149个部门。本文数据均来源于这三个大表。之所以采用这三个大表，一方面是因为在早先的表中传媒产业都是散见于多产业门类中，无法进行单独计算，直到2007年的大表才将新闻出版业和广电影音业独立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2017年的大表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全国性投入产出表，且2007年至2017年正好是一个十年周期，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此外，由于比较的需要，本文还对三个大表中各部门的名称进行了统一，各自归类合并为129个部门，如将新闻出版业、广电影音业合并为传媒产业等。

　　在传媒产业的关联产业中，本文将关联度大于平均系数的产业定义为主要关联产业，小于平均系数的产业定义为一般关联产业或无关联产业。

　　经对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129个部门直接消耗矩阵进行测算，与传媒产业有后向直接关联的产业分别为85、81和64个；直接消耗系数的总值分别是0.5741、0.5387和0.5269，平均值分别是0.0045、0.0042和0.0041；其中密切关联产业分别为31、25和22个。经进一步测算，三张表中前10位各自的系数之和与各自总系数之比分别为61.35%、67.59%和70.75%。也就是说，从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传媒产业的直接消耗部门在持续减少，但对主要直接消耗部门的消耗却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说明，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整体拉动作用有持续下降趋势，但传媒产业的产业集中度却有显著提高，对主要直接消耗部门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表1所列为密切后向直接关联产业的前10位：

　　从表1可见，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商务服务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餐饮业等，始终是传媒产业的主要直接消耗部门；传媒产业对第二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在减少，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在上升；传媒产业对一些部门的直接消耗在持续下降，如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等，而对另一些部门的直接消耗却在上升，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餐饮业和商务服务业等。

　　后向完全关联度用完全消耗系数来表示，反映某产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因完全消耗而对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和影响作用。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一个产业对另一个产业的需求影响也就越大。经对三张投入产出表的完全消耗矩阵进行测算，与传媒产业有后向完全关联的产业分别有127、127和125个；完全消耗系数的总值分别是1.7934、1.5819和1.4353，平均值分别是0.0139、0.0123和0.0111；在所有后向完全关联产业中，有密切关联的分别为38、31和30个。表2所列为其中的前10位：

　　从表2可以看到，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批发零售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金融业等，是传媒产业对其完全消耗较大的产业。与直接消耗相比，完全消耗中出现了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部门以及金融业这个第三产业部门，说明传媒产业主要是通过间接消耗对这些产业产生了影响；但传媒产业对这两个第二产业部门的完全消耗与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的完全消耗一样，都是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从三张投入产出表的时间序列演化来分析，通过表2还可以看到：一是传媒产业的总消耗系数在逐步下降，说明传媒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总需求影响有逐渐减弱的趋势。第二，传媒产业对第二产业中的有些部门需求影响在不断下降，如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而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中一些部门的总需求则处于上升趋势，如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道路运输业、餐饮业等。这既说明，从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我国传统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和影响都有所下滑；而从另一面来看，传媒业作为服务业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却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加强。

　　前向关联考察的是传媒产业与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生产投入的产业之间的关系。从供给的角度说，传媒业的产品或服务又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分配给其他产业，这种分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它们的总和即完全分配。

　　前向直接关联用直接分配系数来表示。经对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129个部门的直接分配矩阵进行测算，与传媒产业有前向直接关联的产业分别为128、126和127个；直接分配系数的平均值分别是0.0038、0.0034和0.0035；其中密切关联产业分别为28、28和29个。经进一步测算，三张表中前10位各自的系数之和与各自总系数之比分别为52.14%、50.74%和54.31%。可见，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着广泛的前向直接影响，绝大多数产业都会将传媒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作为自己的投入品。从2007年到2017年这十年间，传媒产业对前向直接关联产业的直接分配基本保持稳定，传媒产业对主要前向关联产业分配的波动也不大。传媒产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明显小于直接消耗系数，说明传媒产业是一个后向影响明显大于前向影响的产业，也就是说，它对其他产业的消耗影响比它对其他产业的分配影响更大。表3所列为密切前向直接关联产业的前10位：

　　从表3可以看到，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传媒产业等，一直是传媒产业主要的分配部门；传媒产业对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第三产业部门的分配在位次上处于上升趋势，但分配系数并未同步上升，有些甚至还处于下降状态；传媒产业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第二产业部门的分配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传媒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完全关联度，用完全分配系数来表示。经测算，传媒产业与国民经济129个部门的所有产业都有前向完全关联；也就是说，所有产业都会将传媒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生产要素。由此可见，传媒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当之无愧的基础性产业之一。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传媒产业完全分配系数的总值分别是1.1941、1.1346和0.9959，平均值分别是0.0093、0.0088和0.0077；在所有前向完全关联产业中，有密切关联的分别是38、38和34个。表2所列为有密切关联的前10位：

　　从表4可见，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建筑业、教育、传媒产业、金融业等，是传媒产业对其前向关联影响较大的产业。从排名前10的产业来看，传媒产业向第三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部门在2007年和2012年都是5个，而到2017年则增加到了7个，这再次说明传媒产业对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分配影响在不断提升。相对于后向完全关联，传媒产业的前向完全关联偏弱，而且对各相关部门的分配比较平均，只有一个行业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传媒产业向党政机关、团体组织等单位投入了大量的产品或服务；换言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对传媒产业有着较为强劲的需求，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传媒业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特殊性。此外，还不难看到，传媒产业与其自身存在较为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以2017年为例，其每万元产出中有318元又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投入到传媒产业中，这与后向完全关联的结果一致。

　　图1是经测算所得的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传媒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及其变化趋势。

　　图1中的影响力系数表明，传媒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略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但其对国民经济的乘数影响作用仍是较为显著的。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传媒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在全部129个产业中分别排第94位、104位和99位，说明排位相对靠后。从2007年到2012年，传媒产业的后向拉动作用有一个显著的下降，但从2012年到2017年又处于逐渐回升之中。

　　图1中的感应度系数表明，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求感应程度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且尽管下降的幅度很小，但在十年中这种下降趋势是具有持续性的。

　　另外，从整体上看，传媒产业的影响力系数明显大于其感应度系数，表明该行业后向关联效应较强，前向关联效应较弱，也即它受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大于它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以上各种数据充分证明，只有继续大力发展传媒产业，我国传媒业才能具有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无论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还是对于我国传媒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升，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十分重要的。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产业链条很长，能够拉动或推动上下游多个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129个产业部门中，只有少数几个产业与传媒产业没有后向关联，所有产业都与传媒产业有着前向关联。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许多产业既通过直接消耗或分配产生影响，又通过间接消耗或分配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传媒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及面增大。由此可见，传媒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促进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尽管国民经济中大部分产业都与传媒产业有着前向或后向、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在传媒产业的产业链条中，并非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其中只有少部分产业与传媒产业关联较为密切，而关联尤为紧密甚至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产业数量更少。以2017年为例，在后向直接关联中，与传媒产业有关联的产业为64个，其中关联密切的产业为22个，但关联最为密切的仅有15个，前10个产业在直接消耗总量中所占比例就达到了70.75%；而在前向直接关联中，与传媒产业有关联的产业为127个，其中关联密切的为29个，但关联最为密切的仅有7个，前10个产业在直接分配总量中所占比例就达到了54.31%。可见，要促进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虽然要考虑到传媒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广泛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弄清传媒产业与其关联程度较深产业的关系，从而使传媒产业的发展规划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通过对传媒产业后向关联度和前向关联度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传媒产业后向直接关联度和后向完全关联度的均值分别是0.0045、0.0042、0.0041和0.0139、0.0123、0.0111；而前向直接关联度和前向完全关联度的均值则分别是0.0038、0.0034、0.0035和0.0093、0.0088、0.0077。显然，传媒产业的后向关联度普遍高于前向关联度。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媒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后向拉动能力较强，前向推动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媒产业的中间投入过高，集约程度较低，生产成本偏高，发展仍然处于粗放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市场竞争水平。

　　产业之间的关联方式十分复杂，有直接和间接、表象与隐蔽、技术与劳务、投融资等多条途径，有的是直接地产生影响，有的则是以其他产业为桥梁和纽带，间接地发生波及作用。某些产业与传媒产业只是后向直接关联密切，如专用化学品制造业，说明这类产业与传媒产业之间主要是直接消耗的关系；而某些产业与传媒产业则只存在后向间接关联，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基础化学工业，说明这些产业与传媒产业之间主要通过间接消耗的方式来建立联系；有的产业无论是直接关联、还是完全关联，也无论是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都很密切，如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说明传媒产业与这些产业之间直接、间接的关系都很重要。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看待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关联方式，尤其要注意那些隐蔽的，不易从表象看出的重要联系，有些表面上看并不相关的产业实质上却紧密依存、兴衰与共，尤其需要认真甄别，各施其策。

　　无论是后向关联还是前向关联，也无论是直接关联还是完全关联，传媒产业对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消耗和分配总体上在减少，而对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消耗和分配总体上是上升的。这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特性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加强，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服务性功能正在逐步提升。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属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传媒产业服务业特性的加强和服务性功能的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总体上看，2007年到2017年我国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各种关联度呈逐步下降态势，其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且都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这表明我国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经济地位及其影响力都在逐步降低。其原因我们将在下文进行必要的分析，但这种情况至少说明，最近十多年来我国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未发挥出较理想状态应有的作用，这明显不利于我国传播软实力的提升。

　　由以上实证分析的各项指标值及其结论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我国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及其整体影响力和感应度基本都处于下降通道之中。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述，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并未将“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统计在内，而只计算了新闻和出版业、广电影音业，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传媒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冲击所带来的传统媒体经营困境，应该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诚然，这是一个人所共知且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呢？这就有必要结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做一些比较研究。欧阳海军、魏峰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效果分析》一文，对2007年和2012年互联网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做过实证分析。其中，2007年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别是1.85169和1.20841，2012年分别是1.62678和1.17290。这几个数据都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数，且比传统传媒产业高出不少。但他们所说的互联网产业是包含了“属于第二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部门”的，这些部门本身就是一些庞大的产业门类，他们所说的显然是广义的互联网产业，而本文所说的传媒产业则专指与信息传播相关的服务部分，并没有包含硬件设备（如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等）制造业，因而它们是不能简单进行类比的。如果剔除硬件设备制造，仅仅统计互联网传输和服务，那么这些数据就会远低于目前所能看到的水平。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首次专门列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中就未包含与互联网相关的硬件设备制造。笔者对这个门类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进行了单独测算，其数据分别是0.8164和0.9825。由此可见两点：一是如果除去硬件设备制造，互联网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也都没有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而且其影响力系数是略低于传统传媒产业的；二是互联网的感应度系数远高于传统传媒产业，而且其感应度系数是大于影响力系数的。另外，从欧阳海军和魏峰的论文还可以看出，从2007年到2012年广义互联网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也都是呈下降趋势的。这就足以说明，传统传媒产业与互联网及新媒体之间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更有可能是紧密相关产业之间同进退、共兴衰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将传媒产业看成是一个包含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在内的更大产业部类的话，那么，进一步加大媒体融合力度，促进传媒大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就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发展传媒产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恐怕无人持有异议。但许多人会将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坚守传媒的角色和意识形态属性混为一谈，甚至会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新闻传媒的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从未遭到过否认和贬低，但充分认识到传媒的经济角色和产业属性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让媒体走向市场、90年代的传媒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到新世纪头十年，我国传媒产业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传媒产业的改革发展并不顺利。经验性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传媒强国不仅强在业务水平，也强在经济实力，两者是互为作用和相互支撑的关系。在一国内部，如果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就产生不了优秀的传媒集团；在国际市场，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一国的传媒就很难持久地参与国际竞争，也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从本文的实证研究来看，即使将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统计在内，这十多年来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并未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正向的同步增长。正因为如此，强调制度创新，重启相关改革，仍然是今后我国传媒产业能够继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于新时代条件下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可以从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但本文根据产业关联的分析逻辑，着重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媒业由“数量扩张”向“创意引领”转型。本文分析数据显示，我国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作用是物质资本型拉动效应，具有明显的“数量扩张”特征。从传媒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带动效应来看，与传媒产业的主要部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及音像业有密切关联的产业类型中，广泛包含了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业、服饰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商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原材料消耗型、物质加工型产业，如造纸印刷业、化学工业、石油燃料加工业等，与传媒产业主要发生后向关联；生活消费型、服务型产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文化艺术业、娱乐业、社会保障业等，与传媒产业主要发生前向关联；而后向关联明显大于前向关联。这说明，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影响物质资本型、原材料消耗型的产业，传媒产业发展仍然主要依靠产能扩张的方式，其表象就是不断增加传媒基础设施、扩大市场规模，呈现出显著的“数量扩张”特征。今后的传媒产业政策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大供给侧改革的力度，下决心淘汰已经没有受众基础的落后产能，努力改善传媒产业后向关联的结构关系，同时提高传媒产业的前向关联影响；尤其要通过加大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力度，促进传统媒体的普遍转型，带动传统媒体提升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源的含量，改进其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形成“创意引领”的新特征，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文化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

　　第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类资源有效流通与集聚，打造自主可控的平台性新型主流媒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来的传媒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的模式，其核心是党政权力决定媒体发展的边界和作为，其特征是各行政区域之间的媒体相互独立、互不跨界，其功能是保障本地媒体服务于本区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体制适应了社会管理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管理绩效。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其最大的局限就是限制了市场要素的自由流通，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动能和空间。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传媒产业化发展进程，新世纪以来实施的媒体转企改制，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市场在传媒业发展中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有力步骤。虽然我国传媒是党和政府宣传工具的角色没有变，但在新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只有让信息流、意见流和各种服务功能通过媒体平台与民众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媒体才能在生态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各项宣传工作也才能落到实处并且真正发挥效用。在这方面，平台型新媒体显然超越了传统主流媒体，已经在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这就倒逼传统媒体必须加速转型，形成能与平台型新媒体进行市场竞争的基础。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转型不能囿于传统媒体思维和原有制度框架，而是要采用互联网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和单一媒体属性的限制，打造自主可控的平台型新媒体；二是引导传媒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坚持走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我国有影响的龙头型传媒企业，也才能实现打造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愿景。